日本虚拟数字货币政策解读(日本有哪些虚拟币)

悦见非凡（金融从业者）

2022年12月20日，发达经济体中最后一家召开年终议息会议的日本央行彻底给全世界制造了一个“黑天鹅”。日本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继续维持在历史低点-0.1%，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同时，决定调整YCC政策区间上限（收益率曲线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上限从0.25%上调至0.5%，新的收益率曲线控制区间为正负0.5%。日本央行抛出此具有“黑天鹅”性质的决定立即导致主要金融市场和汇率指标巨震，其中日经指数当日垂直下挫3%，美元对日元急跌2.7%，日本国债期货暂停交易。日本央行到底基于何种考虑，这种政策大调整对日本经济金融乃至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未来的流动性会增加哪些不确定性，这特别值得关注。

一、日本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甜蜜砒霜”效应日益凸显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GDP总量是3.1万亿美元，今天日本的GDP总量是5万亿美元，30年名义上GDP增长了2万亿美元左右，并且随着日元大幅贬值，今年的日本GDP还将有较大幅度收缩。在此期间，随着1991年4月，日本股市泡沫经济崩溃，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步入了长期萧条的调整阶段。因此，国际上将20世纪90年代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在这十年，日本经济持续疲软，曾几度创下二战后经济负增长的记录。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按照GDP增长速度衡量仍然在低位徘徊，到2010年日本几十年来在全球单个国家经济体中的GDP老二位置被我国超越。

综合国金证券等有关专家对日本货币政策的追踪分析，早在1999年2月，面对严峻的经济和通缩形势，日本央行就下调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至零，从此开启了二十年创新型“异次元”宽松之路（“异次元”主要指日本央行开创了较多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应对经济问题），并通过开拓新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来刺激日本经济。到目前为止，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相继经历了零利率与低利率时期（1999.2-2001.2）、量化宽松时期（2001.3-2006.2）、货币政策收紧时期（2006.3-2008.9）、初步宽松及全面宽松时期（2008.10-2013.3）、量化质化宽松时期（2013.4-2016.9）、量化质化宽松、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2016.9―至今）。特别是在2013年3月日本央行在黑田东彦就任行长后，开始实施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突出YCC政策）。日本央行承诺将10年国债收益率保持在0%附近，一旦超出偏离区间，其将无限量购买国债。但是从黑田东彦上任行长后实施近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看，不仅没有实现日本央行所期待的通胀率上升目标，反而在当今国际急剧大变局背景下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甜蜜砒霜”效应日益凸显。预计随着黑田东彦在明年三月份任职到期，新行长上任后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将实质性进入“拐点”。

客观地说，日本央行坚持长期的超低利率政策，加上政府的企业支持政策，使得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减少，失业率最低。但同时，也导致了日本大量依靠银行减免利息而生存的“僵尸企业”苟延残喘，企业整体的创新和竞争力、盈利能力下降，社会整体工资难以有效提高，让日本经济失去了随着市场竞争和新技术进步新陈代谢的功能，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特别是进入2022年春季之后，随着美英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进入激进加息周期，日本则沉溺于超宽松货币政策“甜蜜砒霜”的诱惑中。受乌克兰危机冲击，全球通胀大幅上升，能源供应急剧紧张。日本央行持续超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日元“一溃千里”，最低至151日元兑1美元。尽管拥有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日本央行还可通过出售一定规模的美元资产，再实施多次汇率干预，但在这场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下场参战的全球“逆货币战争”，如果继续实施粗鲁硬抗的宽松货币政策，日本明显得不到任何好处，日元贬值的压力更不会轻易消失，也很难通过日元贬值来持续性地实现其央行确定的2%通胀目标。实际上，日本总务省公布的10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03.4，较去年同期上涨3.6%，创40年来新高，通胀率已连续7个月超过2%，并且核心通胀率可能在较长时间停留在3%至4%的水平。一旦通胀预期固化，日本央行将很难控制。针对乌克兰危机后输入型通胀压力、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外溢、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剧的通缩问题、美国“滞涨”与“衰退”导致的美元回流压力，日本岸田文雄新政府讨论了“新综合经济对策”，计划支出39万亿日元，缓解家庭和企业电费等社会负担，强调将专注于解决高物价和日元贬值、结构性工资增长以及投资和改革，以促进增长。央行货币政策转向正是对岸田文雄试图建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持。

二、日本超级宽松货币政策调整将对全球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日本央行数据，截至2022年9月末，日本国债余额为1066万亿日元，其中日本央行持有536万亿日元，持有比例首次超过50%，基准利率是刚性地维持在0附近。日元兑美元汇率稳定取决于美联储何时停止加息。如果美联储在明年年中结束美元加息周期，日本央行很可能会逆转周期，其货币政策会从长期宽松逐步转向更为中性。尽管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12月20日货币政策决议新闻发布会上，反驳了市场“急转鹰”的观点，强调日本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框架没有改变”。同时，在12月20日，日本央行宣布实施计划外的债券购买操作，将购买1000亿日元1-3年期日本国债、1000亿日元3-5年期日本国债、3000亿日元5-10年期日本国债、1000亿日元10-25年期日本国债。2023年1-3月日本央行购买日本国债规模将增加至9万亿日元/月等等，以此显示日本央行对超级宽松政策的信心和坚持。但央行放松对日债收益率的管理将缩小其与美债的利差，可以称得上是“事实上的加息”，金融市场已经将其视为日本央行由“鸽派”向“鹰派”的快速转换。金融市场行情依然难以摆脱这场足以堪称年底前的“黑天鹅”会议决议影响，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一是导致全球非日资产的抛售潮。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截至今年6月底，日本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即其持有的海外资产存量与外国人持有的日本资产存量之间的差额，为3.29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在日本9.96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约3.7万亿美元是股票相关投资，约5.7万亿美元是包括官方储备在内的债务工具。因此，即使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流回日本国内市场，其对日元的积极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日本央行最终决定开始收紧政策，相比英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行动，将引发规模更大的全球市场动荡。这种政策冲击将推动资金从美债等外国资产流回日本国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全球金融市场的非日资产的抛售，日元、黄金等传统避险资产将再次受到市场追捧。瑞银预测，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国债面临的风险最大；如果日本放弃YCC，日本股市将进入熊市，美国和欧洲股市可能会下跌10%。摩根大通公司认为，这将推动基准收益率上升约50个基点，最显著的宏观经济影响是全球利率期限溢价（投资者为持有较长期限债券所要求的额外补偿）的重新定价。日本央行决议发布后，日经指数直线下挫，跌幅短时间内一度达到3%；同时，美元对日元汇率也直线跳水，一度跌超2.7%，日元汇率短期内连破137、136、135、134、133五个整数关口。日本10年期收益率飙升21个基点至0.467％，为2015年以来最高，但没有超过0.5%；日本国债期货暂停交易。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短线上行至3.62%。

二是加剧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流动性紧张局势。中信证券等机构预测，随着日央行货币政策的大转向，长端日债利率可能上行，日本国内债市加杠杆难度预计将提高，且可能吸引国际资本从美债等非日本资产回流，国际流动性进一步收紧，并引致美债、美股等资产价格下跌，有可能提高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民生宏观等有关市场专家团队认为，若日本央行持续收紧货币政策，或标志着疫情之前十年的全球美元循环范式的改变，引发一场规模浩大的全球金融资产再平衡。其背后本质上的逻辑是全球宏观环境从“低通胀-低利率-低波动”切换至“高通胀-高利率-高波动”。当前在“高利率-高波动”的宏观环境下，各国政策利率抬升，使得全球投资者在各国的资产配置开始出现调整的迹象，这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定价。金融市场高波动或将成为常态，不仅是日本，美国、欧元区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债券市场同样面临市场流动性恶化的局面，且还有可能蔓延至外汇、商品市场。在资产价格高波动的情况下，不排除触发类似于“英国养老金扰动英国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三是国际投资交易组合将发生方向性调整。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后，考虑到日元有较大可能升值，因此套息交易可能反转。2023年如果在美联储加息第二阶段结束后，日本央行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届时美日利差预期将可能收窄，从而吸引投资者在资产组合配置中更加青睐日元资产。同时，有关市场人士认为，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恢复与美元流动性的收紧，日本企业进口成本或将下降，出口部门可能受益于重开边境政策影响，2023年日本外贸条件将改善，从经常账户渠道提振日元。

三、日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启示

考虑到我国经济金融情况和地缘政治博弈的不断变化，应当按照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振兴和恢复经济。

一是受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冲击的经济亟需恢复元气。受疫情扩散、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有关机构认为中国经济2022年增速约3.3%，低于年初确定的5.5%目标。各界期待2023年央行进一步释放货币，加快我国经济的尽快进入5%以上的恢复性增长轨道。如果货币政策跟随日本进行适应性调整，不仅将可能使得股票市场雪上加霜，经济增长也出现更多不确定性。但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人民币与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还不能自由兑换，这就增加了一个较厚的缓冲垫。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元和日元利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为了加快经济恢复，至少在一年以内宽松货币政策不应改变，以满足经济恢复对金融的需求。

二是加大宏观经济刺激力度，推动经济快速恢复。面对百年未遇的最大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冲击，余永定等知名经济学家呼吁政府实施更加给力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启大国增长势头。经济增长势头一旦恢复，人民币汇率自然就会随之稳定。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应适度提升政府杠杆率，通过经济增长来稀释债务比例。央行应继续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促进政府债券的发行来弥补预算赤字。虽然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可能会有较大幅增加，但在所有的可行选择方案当中，这种方式是没有更好选择时的最优选择。

三是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优化调整资产结构。一方面，外币资产结构要适应性调整。基本面好转程度和宽松政策退出程度是对各国大类资产配置时必须要思考的两面，全球流动性拐点的到来、特别是日元等“便宜钱”的消失，将会对全球资产定价产生较大扰动，那些过多依赖分母端定价但分子端现金流不足（比如缺乏增长潜力的上市公司、地区、国家）甚至没有流动性强的现金流（如黄金、数字货币）的“边缘资产”，以及那些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的“核心资产”（比如高股息或绩优成长股、以及有韧性的内需市场）可能更受追捧。另一方面，日元升值有利于成长型公司。日元升值将使得日本企业出口承压，这些企业必然会加强与亚洲各国企业的紧密联系，合作推动其产品出口。同时，日元升值后日本企业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会更便宜，从而会从亚洲市场进口更多资源和原材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原材料出口将受益，相关中国行业和企业将迎来发展契机，这对于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等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

（来源：微信公众号“悦见非凡”，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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