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社保费率调整(2017社保缴费比例表)

本文转自8月24日“人大财税研究所”。

本文作者：

尹 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子尧，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曹斯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服务业是就业的重要渠道。作为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的重头戏，社会保险降费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广受关注。本文尝试在同时包括成本端和需求端企业异质性的框架中模拟和评估社保降费对服务业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根据全国税收调查中10个服务业行业数据进行政策模拟发现：（1）社保降费对服务业企业劳动需求的促进作用相当可观，降费4个百分点，既定工资率下企业的劳动需求量平均增长约6.36个百分点。（2）尽管服务业行业差异很大，在分析的十大行业中社保降费引致的企业成本传导模式却是一致的，即面对劳动成本下降，企业更多地选择扩张业务量而不是削减服务价格，社保降费提升企业劳动需求的效应更明显。降费4个百分点，服务价格平均只下降0.51个百分点。（3）社保降费能够改善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服务业降费后生产率高的企业劳动需求会增加更多，其市场份额会扩大。（4）社会保险收入对费率的变化相当敏感。这些结果表明，社保降费确实可以成为促进服务业就业的重要政策工具，不过同时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其对社会保险收入的冲击。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降成本的重要措施，中国在2015年开始下调社会保险（简称社保）费率，当年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保险的费率合计下调约1.75个百分点。2016年降费的范围延伸到社会保险费的主体——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下调至20％或19%，失业保险费率阶段性降至1%—1.5%。2019年5月1日起实行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步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高于16%的省降至16%，并调低缴费基数，同时继续执行前期的阶段性降费政策。这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以来降费幅度最大的一次，标志着中国减税降费朝着以增值税减税、社会保险费降费为核心的实质性、普惠式方向发展，其减轻企业成本负担和稳定就业的政策意图十分明确。

这些减税降费政策的成效如何？学术界就减税对企业投资、生产率、出口等的影响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一些研究也聚焦到减税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减税（特别是增值税减税）可以提升企业投资，但可能导致就业收缩。例如，聂辉华等（2009）发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导致企业从业人数减少近10%；陈烨等（2010）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模拟也发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可能造成数百万人失业。他们强调的机制是减税一方面会增加企业投资和总需求，另一方面却会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激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对于就业而言，在他们的经验研究和模拟中减税导致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居于主导地位。

在社保缴费的就业效应方面，Kugler and Kugler（2009）指出，费率下降也会引起资本―劳动间的替代：社保降费使得劳动相对于资本和中间投入更便宜，从而企业有激励以劳动替代资本和中间投入，企业的劳动需求会增加。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都发现社保缴费（提高费率）会挤出企业的劳动需求。例如，马双等（2014）综合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地（市）层面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信息，利用后者的变动趋势来识别养老保险缴费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雇佣人数会减少0.8％。唐珏和封进（2019）利用1998—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根据2000年左右中国部分省份将企业社保征收机构从社保部门变更为地方税务部门的政策冲击来构建社保缴费的工具变量，发现社保缴费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劳动雇佣量。刘苓玲和慕欣芸（2015）、陶纪坤和张鹏飞（2016）分别利用省级层面和上市公司企业数据也发现了社保缴费引致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挤出效应”。不过，基于其他国家数据对社保缴费就业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例如，Kugler and Kugler（2009）利用哥伦比亚1982—1996年制造业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发现社保费率提高会导致正式就业概率下降；而Lubotsky and Olson（2015）根据美国数据发现缴纳医保对雇员就业概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这些简约式估计讨论的是社保缴费对均衡就业水平的影响，侧重于回答影响的方向（正、负或者不显著）。从社保费率的变化到均衡就业的传导机制涉及要素（劳动）市场和产品（服务）市场，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Summers（1989）提供了分析社保费率变化对劳动市场影响的框架。一方面，雇员可能认为社保降费将降低其福利，劳动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另一方面，企业认为社保降费有利于其节省成本，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社保降费后劳动市场的均衡工资（不含社保）会升高，但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工资弹性。在劳动供给缺乏弹性的共识下，劳动需求对社保降费的就业效应就显得尤其重要。劳动市场分析也是传统凯恩斯宏观理论的重要基石，其基本设定是名义工资刚性和失业为劳动市场常态，从而就业水平完全由企业劳动需求决定。可见，企业劳动需求估计是评估和模拟社保降费对均衡就业影响的基础。

本文将视角聚焦于社保降费对服务业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服务业属于轻资本行业，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低，从而劳动雇佣量相对较高。服务业是中国就业的重要渠道，2019年占总就业的47.40%（图1）。发达国家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服务业（Schettkat and Yocarini，2003）。中国未来的就业创造也将越来越依靠服务业的就业扩张（袁志刚和高虹，2015）。而且，服务业既可以充当国民经济的“就业海绵”，又可以起到稳定社会就业的作用（丁守海等，2014）。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服务业就业对于稳定全社会就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理论上，社保降费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机制很清晰：在产品市场上，社保降费会减少企业劳动成本（可变成本），从而导致边际成本下降，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需求端并不会受影响。比较静态分析表明，社保费率下降后企业的产出和劳动需求会上升，产品（服务）价格会下降。然而，社保费率变化向产出、劳动需求和价格的传导取决于产品（服务）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参数，其中的关键是加成率（Markup，通常定义为价格除以边际成本）。面对费率下降，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下调价格，将成本下降的好处转移给下游企业或者消费者，这是财政学领域的税负归宿（Tax Incidence）文献、产业组织和国际贸易领域的成本传导文献长期以来关注的重要话题。税负归宿文献聚焦于分析对商品和服务征税的经济归宿，如企业和消费者各自承担多少流转税税收负担（Weyl and Fabinger，2013），重点放在需求端。成本传导文献主要关注成本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价格和实际产出，如进口中间品关税、汇率等引起的投入要素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De Loecker et al.，2016），重点放在供给端。长期以来这两股文献基本上独自发展。近年来，产业组织、国际贸易领域对企业异质性的研究快速发展，焦点指向企业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联合估计（如De 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Jaumandreu and Yin，2017；Doraszelski and Jaumandreu，2018）。

本文使用一个充分考虑生产端和需求端企业异质性、同时识别生产函数和需求函数参数的结构估计模型，以评估和模拟降低社保费率对服务业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根据全国税收调查中的10个服务业行业数据估计这一模型，得到了合理的参数；在此基础上模拟社保降费对企业劳动需求、服务价格和保费收入的效应，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1）社保降费对服务业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相当明显。社保降费的幅度与其对服务业劳动需求增长促进效应基本呈现稳定关系，在给定工资率下劳动需求量增长率约为降费幅度的1.6倍，即降费4个百分点，企业劳动需求量将增长近6.36个百分点。（2）服务业企业成本的变化更多体现为实质效应（劳动需求增加）而非传导至服务价格。面对劳动成本的下降，服务业企业更多地选择增加劳动雇佣量、提供更多服务，而不是削减服务价格。尽管服务业行业差异很大，在所有10个行业这种成本传导模式却是一致的。（3）降费可以改善服务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服务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降费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增长更快、劳动需求增加更多，从而市场份额会增加。（4）社会保险费收入对费率的变化比较敏感。这表明减费的积极效应不是“免费的午餐”，减费的同时需要寻找替代的社保收入来源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提出社保降费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为数据和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第四部分报告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结果；第五部分进行政策模拟和拓展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社保降费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理论框架

这里从理论上分析社保降费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的基本设定是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其中，企业在生产率、需求弹性以及产品纵向和横向特征上存在差异。根据企业需求函数和生产函数推导出企业劳动需求， 然后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得到社保降费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及其决定因素。

三、数据和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本文使用“全国税收调查”中的服务业数据，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选取企业填报（包括重点调查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样本期为2007—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覆盖了包括服务业的所有国民经济行业的纳税人，企业层面变量十分丰富，具有完整的社保缴费信息，是分析服务业社保降费效应的理想材料。与广为应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比，“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具有可靠性高、样本覆盖面广等重要优势（Liu and Mao，2019），其包含了大量中小企业样本，这大大增强了服务业数据的代表性。本文根据2011年颁布的行业分类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调整代码，在此基础上将服务业分为10个大类行业（见表1）。

四、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

本文使用尹恒和张子尧（2019）提出的生产函数和需求函数整合估计方法分别对10个服务业行业进行了参数估计。

从长期规模收益与短期规模收益角度看，本文估计的10个服务业行业中有8个与目前制造业生产函数估计的标准结果基本一致（例如，Doraszelski and Jaumandreu，2013），即长期规模收益在1左右，短期规模收益0.80―0.95之间。信息业（长期规模收益达到1.54，短期规模收益为1.06）和居民服务业（长期规模收益达到1.26）是例外。从劳动与材料投入弹性的相对大小看，服务业与制造业中的标准估计结果（例如，Doraszelski and Jaumandreu，2013）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在制造业中，材料弹性一般为劳动弹性的2倍左右；而本文估计的服务业劳动产出弹性普遍较大，多数行业（运输仓储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业、商务服务业和居民服务）劳动弹性甚至高出材料弹性。本文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如前面数据描述时所预测的，这正体现出服务业的独特性。由于服务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投入弹性超过材料投入是合理的。而且，这6个行业劳动成本在可变成本中的占比（劳动报酬率）明显比其他4个行业高出很多。如前文所指出的，要素投入弹性与其成本份额关系密切。服务业行业间加成率分布悬殊，住宿业（中位数1.9780）、信息业（1.8203）、餐饮业（1.7112）、商务服务业（1.5037）和居民服务业（1.4278）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正体现出服务业行业间的巨大差异性，也与可变成本率和劳动报酬率的行业间差异吻合。

获得参数估计结果后，可以分别计算销售收入、劳动投入和材料投入的模型拟合结果。通过比较模型拟合结果和实际数据的均值、标准差等特征矩以及具体的分布形式，总体看模型拟合结果和实际数据的分布很接近，各阶特征矩的差异很小，模型对实际的拟合程度良好，表明本文的结构模型对企业投入产出行为特别是劳动需求的模拟具有较好的可信性，为接下来的政策模拟奠定了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本文还对估计方法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如在基础工具变量集的基础上做出改变，包括在工具变量集中考虑滞后一期可变成本的非线性、排除可变成本和营销力度的非线性等，发现服务业各行业的参数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不变，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整体稳健。

五、政策模拟及拓展分析

结构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根据不受政策影响的深层参数（Deep Parameter）测算反事实结果，模拟政策实施后的经济效应，能够免于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在生产函数参数和需求弹性估计的基础上，能够模拟社保降费对服务业企业劳动需求、价格和保费收入的影响。

根据上述设定进行政策模拟，表7和表8列示了模拟结果。具体地，表7显示总体上服务业社保降费对企业劳动需求的促进效应十分可观。表8显示服务业企业成本的变化更多体现为实质效应（促进劳动需求）而非传导至服务价格。

六、结论

促进就业是维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保证“十四五”规划中民生方面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本文聚焦于服务业这一就业的主要渠道，从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供给和劳动需求角度评估和模拟社保降费对服务业就业的直接影响。本文发现，社保降费对服务业企业劳动需求的促进效应相当可观，面对劳动成本下降，服务业企业更多地选择增加劳动雇佣而不是削减服务价格。对于大多数省份，2019年开始实行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降低约4个百分点，这一政策有潜力提升服务业企业的劳动需求量约6.36个百分点。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防控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回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疫情管控、行政性复工复产、一揽子规模化宏观刺激政策等举措，中国经济成功实现V型反转。根据本文的政策模拟，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给广大企业带来的实惠，对于缓解疫情造成的企业经营困难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变化仍具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依然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下。具有聚集性、接触性特征的服务行业对疫情防控更加敏感，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大部分服务行业受冲击较为严重、且恢复速度缓慢。因此，应该继续有针对性地推进以社保降费、减税、减租等为核心的服务业降成本措施，帮助这些行业的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稳定和促进居民就业，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

本文同样发现社会保险费收入对费率的变化相当敏感。费率下降4个百分点，理论上保费收入会减少7.92个百分点。根据2019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布的资料，当年前7个月新增降费（主要是社保降费）为1752亿元。由于社保降费政策是当年从5月1日起实行开始生效的，这约相当于2—3个月的降费总额，据此估算全年社保降费规模可能在7000亿―10000亿元左右。根据《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社保基金收入为59130亿元，由此推算全年保费收入减少的幅度约处于11%—15%的区间内。政策实践和理论分析均表明就业的可能增长带来的保费收入上升（增量效应）不足以弥补费率下降通过就业基数造成的保费收入收缩（存量效应）。减费的积极效应不是“免费的午餐”，减费的同时需要寻找替代的社保收入来源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应该注意到，如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对冲掉降费引起的保费收入收缩，社保基金入不敷出最终必然导致社保费率的反弹，社保降费政策不可持续。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对冲掉社保基金收入的减少，例如，划拨国有资产以充实社保资金的收入来源；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贴力度等。只有这样，社保降费对劳动需求和就业的促进作用才可能持续。

本文另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社保降费政策有利于改善服务业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高生产率企业通常面临着更强的社保缴费征管和更高的实际费率，降费政策可以缓解这一扭曲。这里凸显出的问题是企业间实际社保缴费负担的不平等。高生产率企业承担了过重的社保缴纳责任而低生产率企业往往少缴社保，根据本文的发现有超过30%的服务业企业甚至没有缴纳社保。这一方面削弱了社保收入，另一方面社保负担直接影响劳动成本从而扭曲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因此，下一阶段社保降费政策一个可行的方向是“宽费基，降费率”，在降低法定费率的同时加强社保缴费和征管的规范性，拉平企业间的社保缴纳负担。虽然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原本不缴纳社保的部分企业劳动成本上升从而影响就业，但长期看不仅能够缓解降费政策对保费收入的负面影响，还有利于维护企业社保负担的公平性，促使劳动力流向高效率企业从而促进宏观劳动生产率进步，最终助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侧重于服务业企业的劳动需求分析、聚焦在企业行为和产品（服务市场），没有进一步纳入消费（劳动者）行为分析、从一般均衡角度讨论劳动市场的供求和均衡。本文强调对企业微观异质性的刻画和处理，尝试探讨降费政策在企业间的异质性就业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其他更加侧重一般均衡效应但没有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文献共同构成了对减税降费效应更为完整的理解。本文认为，目前兼顾对微观异质性处理的充分性与一般均衡机制的完整性是困难的。当然，劳动市场的供求端因素都会对服务业降费的均衡就业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在微观基础更丰富的框架下讨论减税降费的均衡就业效应，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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