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说明在周代商业已与农业、手工业同等重要了。到了春秋,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更兴盛。当时,各诸侯国因商品交换频繁而关系日益密切。

一、春秋时期的钱币类型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使用增多,商周时以贝、玉、帛等实物为主的货币已不能适应交易的需要,到春秋时出现了正式的金属货币。《国语·周语下》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524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 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远志,是离民也……'王弗听,卒铸大钱。”

这段记载说明春秋各国铸造金属货币已成为政府的正常事务,当时铸造的钱币有不同等级,所铸的货币已广为流通,统治者往往利用铸币的轻重来掠夺人民的财富,从而造成市场上货币流通的混乱。

春秋时代的金属货币流通情况,逐渐从考古发掘或出土中得到证实。最早发现的是青铜铸币空首布。空首布来源于生产工具“镈”(铲)(也有学者认为其中的耸肩尖足布来源于“耒”),从布的大小形状和重量来看已不能作为器物使用,只可能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来用了。

1949 年以前只在个别遗址中发现,最早是 1937 年在河南汲县山彪镇的春秋墓中出土了 674 枚空首布。1949 年后屡有空首布出土,它的形制大体可分为平肩弧足、斜肩弧足、耸肩尖足和平肩平足四种类型。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后发现平肩弧足空首布十余批,约 3500 枚,出土地域集中在洛阳市及其周围的孟津、伊川、临汝等县境内,应属周王畿内的货币。

斜肩弧足空首布共发现六批,约 2500 枚,其中有“武”“卢氏”字的为最多,大约是周、郑等的铸币。耸肩尖足空首布出土数量较少,仅有数百枚,集中出土在侯马、寿阳、安阳一带,1957一1958年在侯马西北庄发现一空首布铸造工场,1959年又在侯马铸铜遗址中出土了 12 枚完整的耸肩尖足空首布和大量空首布内范,其中一枚布面有铭文“口口口黄斩”五字,看来应是晋国的货币。平肩平足空首布主要是 1974 年在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了 18 枚银布币,可能是楚国的铸币。空首布通行的时间,据有些学者推测,春秋初已出现,春秋中期前后广为流通,直到战国中晚期有些地区仍在使用。

春秋时的另一种青铜铸币尖首刀,可能脱胎于游牧民族的凹刃削刀,先后在河北、辽宁西部、内蒙古南部、山东北部不断出土,较集中出土的地区是河北中北部(含今北京、天津地区)。按地区推测,尖首刀可能是狄戎族(包括鲜虞、山戎、中山)和燕地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流行的一种金属铸币。齐国的尖首刀可能到战国时才流行。

在山东北部,不断出土窖藏的又一种面文为“齐之法化”、“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莒”等的刀币,多者一次出土数千枚,少者几十枚。据不少学者研究,认为这是春秋时代就流通的齐、莒等国的金属铸币。

除空首布、刀币之外,春秋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青铜贝,如山西侯马上马村 13 号墓出土青铜贝 1600 枚、包金贝 32 枚；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和60号墓各出土包金贝1000 枚以上;山东曲阜林前村一春秋晚期墓出土588 枚青铜贝,另有碎贝约 200片;淄博磁村 M01 出土青铜贝 147 枚;沂水刘家店 1 号莒国墓更出土金贝 65 枚。由此可见,青铜贝、包金贝、金贝可能是春秋时代在晋、齐、鲁、莒等国流行的金属货币。

春秋墓葬中还常见以海贝、骨贝、石贝随葬,有江苏丹徒北山顶墓的数量较大。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海贝 4000出土的骨枚;山西侯马上马村墓地出土骨贝 1200 枚;江苏贝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出土海贝数以千计,完整者1160 枚,同时还出土了绿松石贝 122 枚。

除大墓外,一般中小墓也有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石贝出土,如山西长子 7 号墓出土骨贝 76 枚,2 号墓出土骨贝 50 枚;陕西陇县边家庄 29 座墓中出土石贝 3113 枚;山东长岛王沟 M10 出土海贝 420 枚、石贝450 枚。春秋墓葬中以海贝、骨贝、石贝随葬较普遍,这可能表明像商周一样非金属贝仍在某些地区流通,也可能是一种随葬冥币。

南方吴、越地区,20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不断出土西周至春秋的窖藏青铜块十多批,多者 150 公斤,少者仅几块,每块的重量十几克到几百克不等,这可能是吴、越地区的称量货币。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在浙江绍兴地区先后出土青铜戈多批,数量达几千枚之多,每枚平均重4克左右,这可能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越国金属戈币。

春秋时代虽然已出现金属货币,用货币交易已较普遍,但是并不能完全代替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诗经·卫风·氓》所述的“抱布贸丝”,应该在集市贸易中仍占一定地位。

二、官府商业解体、私人商业兴起

春秋初的商业和手工业控制在官府手中,实行“工商食官”制。《国语·晋语四》“工商食官”。官府商人不仅隶属于官府,而且和手工业者一样是世袭的。“商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国语·晋语四》),“人民不迁……工贾不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官府商人不能随便迁徙,改变其职业。官府商人在市井中居住,“处商就市井”,并且“市立三乡”(《国语·齐语》),与农民、手工业者一样,生活在公社组织中。

春秋时商业虽然由官府控制,但私商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在有的国家中力量已相当强大,他们中的上层已参与政治。如齐桓公的相管仲,据说就是“鄙之商人”(《战国策·秦策》),他上台之后提出减轻商税,发展商业的政策。又如郑桓公立国时就与商人订立盟约,统治者对商人发誓说:“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匀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只要商人不背叛,郑统治者不能强买和掠夺商人的货物。

后来晋国大臣韩起想强买郑商的玉环,就遭到郑执政子产的反对,认为这将违背郑祖先的盟誓(《左传》昭公十六年)。由此可见郑国私商只要不叛国可以自由行动,当然属自由民身份。郑私商不仅有自由,而且有较高的地位。如公元前 627 年,秦国军队偷袭郑国,到达滑国,碰到准备去成周经商的郑国商人弦高,他得悉秦军的来意,一面假称受郑国君委托,以四张熟牛皮、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一面派邮车紧急向郑报信。

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不敢继续向前进军,只好灭了滑国就回军(《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这件事反映了郑国私商在郑的地位举足轻重,如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弦高不可能以国君的名义来交涉,秦军也不可能轻易相信。又如公元前 588 年被楚国俘虏的晋国大臣荀蓥,为了外逃,曾与郑国商人私下商量,郑国商人打算将荀藏在大口袋内偷运出境,后因楚王释放了荀蓥而没付诸行动(《左传》成公三年)。

这事说明郑国商人的势力不仅在本国强大,而且已远及楚国,并直接参与了当时最激烈的晋、楚两大国间的政治斗争。除了郑国外,晋国的大商人也直接插足政治。《国语·晋语八》“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都城的大商人居然像外交使节一样,坐着豪华的马车,穿着艳丽的服装,到各诸侯国去行贿,可见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相当高,他们不仅有经济实力,而且成为统治者中一个独特的阶层。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各国纷纷出现大商人。正如管仲所说:“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汉书·食货志》)上述齐、郑、晋的商人均是富比诸侯的大商贾。春秋战国之际比较著名的大商人有越国的范蠡,他助越王句践灭吴后,“变名易姓”,越海经齐至陶,自称陶朱公,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子孙积财“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

还有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卫国人,字子贡),他“废著(居)鬻财于曹、鲁之间”,发迹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孔子所以扬名天下,也靠了这些弟子的宣传彰扬(《史记·货殖列传》)。子贡是个政治家、外交家,他“一出,存鲁 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他又是个大商人,“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从范蠡、子贡两个例子看,前者是从政治家变为大商人,后者是从大商人变为政治家,这一方面说明大商人已是春秋时代统治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已开始互相渗透和结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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