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票号不能成为银行的原因(晋商票号衰落的原因)

常家

晋商恰克图贸易和茶叶、丝绸贸易减退，其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于是“票号”成为新的经营项目在清朝大地上生根开花，不管如何，这些巨商富贾加人票帮队伍，对壮大票帮实力无疑有着重大影响，也是票帮走向极盛的重要象征之一。

同治、光绪年间，票号的营业地域进一步扩展。上海成为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中心，山西票号大举进军上海，各家票号都在上海设有分号，1872年(同治十一年)就达到22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作为同行组织。同时，票号向沿海各口岸城镇推进，在杭州、福州、厦门、营口等处也相继设立分号。

汉口开埠，商业复兴，票号大增。这一时期，票号还发展到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归绥、吉林等边远地区城镇。票号设立机构的城镇已达到54个，比道光、咸丰年间增加了1倍。特别是合盛元票号，冲破重重困难，经日本政府批准，于1907年4月(光绪三十三年)在日本设立支店，又在东京和韩国仁川设出张所，当年和次年在中日之间汇兑业务即达2000万日元以上。

票号

其间，在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还有山西票号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页：在慈禧、光绪西逃经过太原、晋中之时，票号曾捐赠大额银两济急；慈禧、光绪逃抵西安后，即传旨各省，令所有上解京饷款项，一律改为电汇山西总号。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成为清政府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慈禧、光绪回京后，北京秩序略转正常，便鼓励山西票号在京分庄很快恢复营业。山西票号的声誉也空前高涨。

光绪年间，票号赢利大增，分红丰厚，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决定赢利的因素；首先是汇兑、存贷业务发展，营业收入增加；同时汇费和放款利息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在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初，票号对工商业汇款汇费普遍上升到二三分，高者七八分，即达到2％一8％。而在此以前，汇费一般只有四至六厘，高者七八厘，即4％0—8％0。这一时期，由于放款利息提高，存放款的净收入增加更多。据日升昌14个分号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资料统计，这一年存款支出利息194458两白银，放款收入利息285063两，存放相抵后，净收入达90605两。因此，票号获利很大，分红很多。祁县乔家1884年(光绪十年)将大德通改组为票号，资本为10万两，很快大获其利。到1888年第一个账期(4年1个账期)届满，赢利总额为24723两，资本利润率为24．72％，每股分红额为850两。此后资本逐步增加，赢利、分红逐期迅速攀升，每个账期每股分红额达3千两到6千多两。到第六个账期即1908年，资本达到22万两，赢利总额达到743545两，资本利润率高达413．08％；每股分红1．7万两，相当于第一个账期分红额的20倍。太谷曹家的锦生润，1903年改组为票号，资本3．2万两，当年赢利7380两，资本利润率为23．06％；到1906年，资本增至6．4万两，赢利达到51948两，资本利润率增至81．17％。其余票号在一个账期内每股分红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二万两。如大德恒1万两，协成乾1万余两，日升昌1．2万两，百川通高达2．23万两。

老晋商

在同治、光绪年间，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形势危机不断，日趋严重，晋中票号身处逆境，屡受重创，险象环生，反而走向极盛，其最大的商机主要来源于时局的危机，因此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夕阳的灿烂。　　

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以来，列强全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商口岸由上海等5个城镇扩大到37个，资本主义通过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年均进出口货值达到15370万海关两，比咸丰年间增长103．28％；年均-人超985．7万海关两， 比，咸丰年间增长146．48％。到1894年，进出口总值达到2．94亿两，1901年达4．38亿两，1905年达6．74亿两，1910年达8．43亿两；这15年中，又增加1．9倍，入超更为严重。外国在华经营贸易的洋行，1882年为440家，1892年为579·家，1913年增加到3805家。这样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和这么多洋行生意，需要把洋货从口岸销往内地，把在内地收购的土特产运到口岸，这种口岸与内地埠际间的大量货币流通，完全由票号承担汇兑。《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当时上海等口岸，虽有外商银行，但专任“洋商之事”，还有钱庄经营本埠之事，埠际之事，则全靠票号。因此，汇兑款项大增。由于进出口货物在流转过程中往往需要经过若干环节，这些环节之间的资金往来有不少也需经过汇兑，因此由进出口贸易发生的汇兑总额，实际上远远大于进出口总值。

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清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向汇丰、德华、克萨银行借款1．2亿两。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侵略者索取的赔款及费用达2．3亿两。清政府为交清赔款，只得再向俄法和英德四国的银行财团借款。两次借款，合计外债高达3．5亿 两，还款期限分别为20年、36年、45年。其中单是向四国借款，每年偿付本息即需1200万两。除户部从京饷中拨200万两外，所缺1000万两加派到15个行省、18个海关和盐道摊还，由各省关按期汇交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这项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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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规定赔款4．5亿两，转为39年摊还的债款，年息4厘，总计共需支付9．8亿多两。庚子赔款加上四国借款等，各省摊解额由1895年的1056．1万两增为1902年的4772．4万两，增加了3．52倍，初次摊派各省即达1880万两。当时对这种情况的评论是：“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于是汇兑摊给各省、关和盐道筹集的赔借各款，就成为票号汇兑的巨额业务。

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各票号年均汇兑官款2544005两。而从1894年到1911年，年均汇兑官款7881359两，增长2．1倍。票号的汇费收入和利润当然也会相应巨额增长。国家和民族所遭的不幸，反而成为票号发展极盛的原因之一。

清政府财政拮据，陷入困境，又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和收入

甲午战争之后，向外国的赔借各款所付本息，在清政府岁人和岁出中的比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就已占到25．9％和22．8％，到1905年达到41％和31％，财政收入近1／3交了列强。此外，各省和海关税收短绌，应解京饷经常欠解或不能按期解到，造成日常开支经常人不敷出。于是又出现了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户部向票号息借商款和各衙门在票号存款生息的新业务。

票号为各省和各海关汇解官款，始于咸丰年间，以后屡禁屡开，渐成惯例。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二十九年)，30年间票号汇兑京饷、协饷即达7351万两。其间，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始于粤海关。1865年(同治四年)，粤海关被指派京饷20万两，限农历五月前解第一批10万两，但“将库存银两尽行搜括，尚不能凑成巨数，只可向殷实西商协成乾等银号筹议借垫，先出汇单，凑兑各款，速资拨解，随后再由税收归结”。(清档，两广总督瑞麟等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奏折)自此开始，各票号为各省关特别是闽、粤大量垫解京协各饷。据统计，1864—1908年共垫解1794万余两。

“息借商款”，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票号举债、贷款。如1894年，因甲午战争军费浩大，户部向各家票号借款100万两，期限二年半，月息7厘。同时奏准各省督抚息借商款。如湖北向日升昌等借款14万两，二年半归还，月息7厘。江西息借商款23．9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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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和各省藩库之款，历来不许外储。但从光绪年间开始，为维持财政，开始打破成例。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提出白银100万两，交存票号生息，存款利息二说3厘，一说5厘，存期8个月。1906年，户部在存义公、大德恒、大德通、义善源等票号存款206万余两，占到户部在银行业界存款的29．75％，一般为月息3．5厘至5厘。户部之外，其它衙门的暂时闲置资金也有一部分存于票号。1906年至1907年陆军部在大德恒、大德通、存义公等票号存款154万多两，占到该部存款总额的31‘4％。其它衙门和各省、关都有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建立了大清银行之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官款存放于票号，自然对票号的经营大有益处。

此外，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曾发)行“昭信股票”(公债)，举借内债，不少票号曾经作为代理商募集债款，并认领了一定的“股票”。

票号在清末业务量大增和赢利、分红达到顶峰的非正常的特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