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读音(曾什么安 厦门读音)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确立了国音标准，并采用注音字母（注音符号原名）作为汉字标音的工具。但有一些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放弃改革文字的要求。他们认为，注音字母是脱胎于固有汉字、富有民族色彩的文字辅助工具。按照当时的认识，独体汉字的字母形式违背世界文字的主流发展趋势；他们还认为汉字极其落后，应予废除，“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全面采用罗马字来拼写汉语。于是，精英阶层发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这部分人士后来被称为“国罗派”。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复（半农）等都是“国罗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或参与者。

京国之争，“数人会”确立的新国音

拼音方案是为语言服务的，确立拼音方案之前，先要明确标准音；所以，读音统一会先明确国音标准，再确立注音符号方案（可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6月25日《没有被继承的汉字标音尝试：注音符号的历史》一文）。由于老国音是荟萃南北的人造语言，注音符号颇为重视“闰音”即方言音，其声母里的“兀”即“ng”，“广”即“gn”，“万”即“v”就采自南方方言，为拼“闰音”用的；它还设了浊音记号。老国音的声调是五声即有入声，有入声记号；并有区分尖团这一重要特点。

《国音京音对照表》

《国音京音对照表》例字

王璞《国音京音对照表》是描述老国音和北京音差别的一本书。从例字“七”的读音可判断，当时北京音尖团合流，读书音还保有入声。

但在1920年，国语推广不到两年，全国就爆发了关于京音和国音的大争论，史称“京国之争”。 南京高师（即后来的中央大学）的英文科主任张士一（江苏吴江人）出版了《国语统一问题》一书，率先挑起了国音和京音之争。张士一主张从根本上改造注音字母，以京音为国音。王照早在1900年就提出京音画一全国语言的主张，此观点也是有历史渊源的。但如此一来，读音统一会的成果都付诸流水。当时“京国”势不两立，还出现大打出手的情况，《国语运动史纲》记载了下面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某县的小学，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相打，把劝学所的大菜台推翻了。某县开一个什么国语会，也是京国两音的教员相打，县知事出来作揖劝解。某乡的小孩子，兄弟两人，在一个学校里，各人学习了一种国音，回家温课，很有几个字的发音不一致，他们的家长大疑惑起来，去质问校长先生。校长先生只好说：“都不错！都不错！”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在“彻底改造旧文化”的旗帜下，“国罗派”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试图用26个罗马字母来表示汉字的所有读法。废除汉字的第一步当然是简化其语音。于是，“国罗派”也介入了“京国之争”，支持京音作为新国音。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文字改革家，也是“读音统一会”的当事人，1916年“中华国语研究会”发起人，也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性详解型现代汉语词典《国语辞典》的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届学部委员。1922年，他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同年，筹备会就于8月29日并案议决，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1925年9月26日，“国罗派”在北京赵元任家中发起了“数人会”。“数人会”的解释是来源于陆法言《切韵》序，“魏著作谓法言曰：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该会于10月17日正式成立，推刘复（江苏江阴人）为主席，会员有钱玄同（浙江吴兴人）、黎锦熙（湖南湘潭人）、赵元任（江苏阳湖人）、林语堂（福建龙溪人）、汪怡（安徽巢湖人），一同研究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26日，“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 (“国音字母第一式”为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由中华民国大学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度将教育部改名为大学院）公布，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国音”。老国音和注音符号是几十人民主协商而成的；而新国音和国语罗马字是几个人闭门造车确定，倒真是“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了。相比老国音，新国音（京音）的音素是大大减少了，除了声调删减入声变成四个外，还主张尖团合流。1932年5月7日，教育部又公布了《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北京音为全国的标准音。

《国音常用字汇》

“新国音”对“老国音”所做的删减

虽然老国音和北京音不是一回事，但其实两者差别极小，至多只有百分之五的汉字读音不同；而且根据官方确定的“国音京调”原则，除入声则按标准南京音外，阴阳平、上、去全按北京音。但“国罗派”还是嫌音过多，“国音的音多，京音的音少；多则难记，少则易知；减少几个读音，裁撤几个字母，由难趋易，谁不欢迎？”（《国语运动史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汉字，让汉字走西洋的拼音化道路，所以音素当然是越少越好，拼法也越省事越好。这就是都是南方人的“数人会”学者们会盯上北京音的道理，理由就是因为北京话的音素构成简单，且尖团音合流。

“越少越好”的心态可能对“国罗派”作品也有影响。众所周知，方言调查一般要取老年人作样本为宜，而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方言调查样本多是十几岁少年，譬如宁波。这导致了20年代《现代吴语的研究》记载的宁波音反而不如50年代《鄞县通志》的保守（后者样本为30年代宁波城厢老年人）。

蛰伏龙飞，“数人会”确立的新拼音

在汉语拼音发展史上，很长时间都是外国人为学习汉语而制定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直到清末切字音运动兴起，爱国精英为普及教育才主动想到改良文字。在国语罗马字之前，两位英国领事馆汉学家威妥玛和翟理斯发明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及其变体邮政式拼音已经在清末帝国邮电联席会议上取得了半官方的地位，并成为国际中文交流的通用标准（可见《澎湃新闻·翻书党》2017年4月28日《20世纪上半叶最有名的汉英字典，收录了12种方言的读音》一文）。按道理可以现成使用威妥玛拼音，但这点上，主张走西化废汉字的“国罗派”却不干了，钱玄同就认为这是英帝国坚船利炮带来的产物，必须要有自己的罗马字拼音方案。

赵元任是制定出国罗之前进行拉丁化方案制定实践最多的学者，他在1923年、1924年就连续发表过两个方案，为国语罗马字奠定了实践基础。1925年9月到1926年9月，“数人会”用了整一年的时间，经过22次的聚谈与讨论后，终于决议出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此时的他们已经对北洋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的厚积薄发。这个阶段，当事人黎锦熙称之为“蛰伏”。到了1928年9月，就是得志“龙飞”之时。“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借助于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的威望正式公布，完成了从民间方案向官方标准的升级转变。它是第一个由官方颁布的、中国人自己制定的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

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来源维基）

国语罗马字韵母变化表（来源维基）

国语罗马字所用符号限于26个罗马字母，其中有x、v不当拼音用，所以一共只用了24个字母。此方案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去掉了注音符号的声调符号，用字母拼声调。如威妥玛式拼音和汉语拼音的ai，在国语罗马字可写成ai、air、ae，或ay（分别表示四声）。这里的r、e、y不发声，仅表示声调变化，不代表实际的音节。另一个是用浊音字母b、d、g表示不送气清音声母[p]、[t]、[k]；用不送气清音字母p、t、k表示送气清音声母[p']、[t']、[k']。因为此方案是给国人使用的，不需要考虑西方人的使用习惯，这样处理好处是省掉了符号。早在清末，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中的切音方案就如此设计，国罗便是继承者之一。

《中国音标字书》的声母方案

国语罗马字的颁布，也迫使“注音字母”不得不改名。由于国语罗马字终极目标是替代汉字，原来的注音字母也包含着“字母”二字，容易使大众产生误会：注音字母也要替代汉字。1930年4月21日，吴稚晖提出《改定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及推行办法案》：“教育部前颁注音字母……与假名相同，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名不副实，……亦宜改称为注音符号，以昭核实。”此案于当日通过。

蜗行“龟”步，“国罗派”失败与遗产

国语罗马字成为官方方案后，“国罗派”虽然积极宣传和推行国语罗马字，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国语罗马字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出精英圈子。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它更是几乎销声匿迹。 黎锦熙感叹出现了“龟走”的局面。有人将国语罗马字难以推行的原因归咎于当时的战乱环境，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国语罗马字的失败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府支持不利和注音符号地位的稳固。国语罗马字自公布以后，并没有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得到广泛应用，而只是出版了少量的课本或教材。课本只有黎锦熙的国语罗马字《国语模范读本首册》和赵元任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而它的国内对手注音符号，却是一直受教育部门青睐。1930年7月，教育部颁布《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第一条便指出，“推行注音符号，应当在最短时间，使全国识字的人利用注音符号，教导全国不识字的人从使用注音符号，进而认识文字，以达到全国人人识字的目的”。1933年，教育部规定“小学教科书一律加注注音符号、儿童读物及民众读物一律用国语文编辑并附注注音符号、各种书籍杂志等印刷品上最低限度须于名称上加注音符号”。1934年1月，教育部发布第869号训令，要求：“(一)各级教育机关办理社会教育人员，必须认识注音符号。(二)民众学校首应教授注音符号，以便帮助识字。(三)民众读物以及各项文告，应用国语文编辑，文字旁边酌量加注注音符号。(四)民众学校、教育馆、图书馆、阅报处等公共场所，应购办国语图表、注音书报、注音符号机片等，设法陈列，广为传习推行。”这是对社会民众学习使用注音符号和学习汉字的再次强调。这个时候，别说是取代汉字了，就连取代注音符号地位也是个问题。

《国语模范读本首册》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其次，威妥玛拼音的强力阻止。1892年，根据英语母语人士使用习惯设计的威妥玛拼音经翟理斯《华英字典》改良后，迅速成为西方人使用最多的汉语拼音方案，国罗无法撼动它的强势地位。“则规定拼音法式尔传播最广的，当首推清道咸年间驻华英公使威妥玛，他著有《语言自迩集》；后来把好几万字注明官话和方音的，则以盖尔（即翟理斯）的《华英大字典》为最大。”（《国语运动史纲》）《华英字典》也成为了清末民初外国公使翻译、海关官员及留华学生人手必备的日常工具书。当时社会风气仍处于一种“税关、邮局、公牍、报章、人名地名，必经西译”的局面（1926年11月9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公告》）；更有甚者，像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这个要害部门还掌控在英国赫德家族的梅乐和（赫德外甥）手中， 国罗如何能够从威妥玛拼音中抢得地位呢，毫无可能成为国际交流的工具。

1912二版《华英字典》

第三，自身体系过于繁琐。国语罗马字以字母变化来标声调，在推行过程中，这些繁琐又复杂的拼写规则使得它的传播和普及受到很大阻力。方案颁布当年的12月，就发生了一件令“国罗派”灰头土脸的事情。教育部规定北平的罗马字拼音为“Peiping”，钱玄同、黎锦熙立即致函部长蒋梦麟提出抗议，指出：按“国音字母第二式”（即国语罗马字），其正确拼法应是“BeeiPyng”；而“Peiping”按国罗的读法，对应的汉字是“胚娉”。教育部都搞不明白，民间就更不用说了。鲁迅也拿此事开测“国罗派”，说：“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鲁迅《门外文谈》）

最后，拉丁化新文字的异军突起。1931年9月，海参威召开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的拼写原则。自此之后，中国引来了人人做仓颉的年代。从1934年到1937年，继“北拉”之后，中国拉丁化新文字又编出了宁波、上海、福州、厦门、广州、客家等多种方言方案，远比国罗成气候。鲁迅当时正在搞大众语运动，他不看好国罗，却对拉丁化新文字高度赞赏：“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鲁迅《关于新文字》）

《江南话工人新文字课本》

国语罗马字前有注音符号和威妥玛拼音阻挡，后有拉丁化新文字冲击，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推行。在当代，它的知晓率也不如注音符号。不过，国语罗马字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首先是确立了“北京音为全国的标准音”的原则；其次，给当代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借鉴。周有光说：“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和韵母差不多一半相同于国罗，一半相同于北拉,而标调方法来自注音字母。”

参考文献：

市川勘，小松岚：《百年华语》，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黎锦熙：《 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

刘振平：《赵元任与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4期，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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