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经贸合作迎来新飞跃

岳云霞

本世纪以来，中巴经贸合作两次飞跃，完成了中巴经贸合作力量的积累，也实现了局部质量的提升。 当前，中巴经贸合作面临新的飞跃。 为此中巴要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机制建设为重点，加强政策协调，补齐合作短板。

本世纪以来，中巴经贸合作两次飞跃。 双边贸易量首次扩大，2009年以后中国连续14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二次飞跃推动双边投资，是2016年以来中国在巴西投资最多、增长最快的外国资源之一。 当前，中巴经贸合作面临新契机，需要创造新的互补，迎接新的飞跃。

在中巴合作转型的关键时期，巴西总统卢拉定于4月12日访华，东西半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再次握手。 这是中巴自身构建未来合作的新起点，中巴有望迎来合作深度和广度同步提升的新时期。

合作逐渐深入，

中巴经贸合作的第一次飞跃源于固有的差异创造带来的贸易结构互补，满足了双方双循环的基本需要。 自卢拉总统2004年首次访华以来，中巴贸易年均增长19%超过了中拉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17.4%和11.8%的年均增长率。 目前，巴西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从巴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4.1%，在食品和原材料进口中极为突出，如甘蔗原糖占同类产品进口总量的93%、大豆61.9%、肉类24.7%、纸浆21.5%、矿砂14.8%。 同时，对华出口占巴西总出口的39.1%上述产品对华出口在巴类出口中占19.4%、84.6%、42.8%、64.5%、82.7%。 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出口收入来源地，是解决经济困难的主要伙伴。

中巴经贸合作第二次跃升源于政治互信推动的经济结构互补，满足了双方扩大内外循环的发展需求。自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巴之后，中巴双方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借助对巴合作实现了产能“走出去”，推动了海外投融资上升。巴西则收获了切实“利益”，中国成为巴西最大投资来源国，对巴累计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不仅创造了超过4万个当地就业，推动了基础设施现代化，更为十年经济低谷中的巴西注入了复苏动力。

两次跃升完成了中巴经贸合作量的积累，也实现了局部质的提升，使双方完成了价值链和生产链的初步嵌入。

酝酿新突破

中巴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担负着共同的发展责任。当前，中巴经贸合作中一些结构性问题正酝酿着新突破。

从进出口品类看，目前中巴合作中农业地位突出，2022年中国自巴进口的前十类产品中，有六类为农产品及加工品，合计占44.5%，而此类产品仅占巴西总出口的28.3%。出口多样化是巴西长期目标，也是其对华合作期待。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巴方数据显示，2022年对全球出口4701种产品(HS 6位)，但对华出口产品仅1907种，其中，铁矿石、大豆、原油和动物蛋白四种产品持续保持了近85%的合计份额。

从合作机制及制度安排上看，巴西是拉美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企业目前在巴西投资面临准入前后的困难。仅以税收为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显示，2021年巴西的复合有效税率(Composite Effective Average Tax Rate)是31.8%，在被考察的78国中高居第三位，远高于20.2%的均值，对企业经营形成了较大压力。此外，巴西尚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同时，由于中巴之间缺少优惠贸易安排，巴西进口的平均关税高达22.8%，高于发展中国家14%的平均水平，更是高于中国7.4%的平均关税。自由化与便利化机制的不足增加了中巴合作的成本，对经贸规模的扩大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抑制。

巴西正致力于推动“再工业化”，而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中巴经贸合作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滞后于合作规模的快速扩大，机制性保障无法满足合作实体的“安全性”需求，进而抑制了合作利益的溢出空间。因此，中巴经贸合作面临新的跃升，需要双方主动“构建”新的破局点。

建构“新互补”

第三次跃升的外部条件趋于成熟。在合作诉求上，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增长势弱的困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挑战，中国及时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指明了合作方向。而卢拉总统回归后的巴西正面临一系列艰巨挑战，首要任务就是在全球不确定性下，对内重振经济，对外重塑大国形象。中国方案无疑是一剂“急所急，想所想”的良药。在合作支撑上，卢拉政府在多边层面恢复了巴西在拉加共同体(CELAC)的活动，为中国—拉共体论坛升级为首脑峰会提供了便利，也利于论坛合作机制下的经贸活动开展；在双边层面，与中国签署了在巴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达成了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协议，为两国深度合作创造了新可能。

中巴经贸合作面临着第三次跃升的重大契机。在完成前两次互补升级下，中巴经贸合作跃升的出路在于创造机制性完善下的“新互补”，推动合作全面质的提升。为此，中巴应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机制建设为重点，加强政策协调，补足合作短板。

在合作领域上，建构“大宗商品+”价值链合作应成为发展重点。中巴应基于农业、能矿现有合作，推进物流、支付等传统基建与数字新基建合作，扩大技术交流，形成双方利益黏性，保障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为巴西“再工业化”和出口多样化提供产业支撑。

在合作创新上，建构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应成为新亮点。中国具备5G、人工智能等优势，巴西人口多、幅员广，具有应用场景和市场优势，中巴可形成项目对接。同时，双方还具备开展数字货币合作的基础，在数字安全领域也具有技术适配性和共同的合作利益，能够协同探讨符合新兴经济体发展利益的数字安全路径。

在合作共赢上，构建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合作应成为新领域。巴西和中国分别设定了在2050年前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方在新能源制造领域具备领先优势，巴方则在清洁能源使用上拥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双方应加强能源转型的技术交流，并在碳交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经济治理领域寻求合作，扩大共同利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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