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人民币兑换(人民币货币互换)

日期：2023年05月31日 15:02 浏览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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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市场稳定、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货币和金融体系。

1、人民币的使命

其实建国后不久，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工作就开始了，首先就是设计工作，1950年1月，第二套人民币的初步设计方案就上报给中央，同年5月，中央原则上批准了设计方案。

但当时陈云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报的计划报告上批示道：

“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是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此外，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须慎重研究才能决定。”

1950年7月的中央政府顺利完成全国统一财经工作后，陈云即向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发行新币问题，他认为现在发行新币不但时机成熟，而且也是当前经济所迫切需要的，这是因为：

（1）目前物价已趋向稳定，“预期一年后，对长期稳定当更有把握”；（2）流通的钞票“因限于技术条件，颇难防假”，以至退据台湾的蒋介石势力“有计划地伪造我币，以破坏我金融的事件，日益严重”；（3）流通的人民币“票面价值过低，且在国际市场尚未规定固定价值”。

因此，“有立即铸印新币，以备在一年后提高票面价值，以代替现行人民币的可能与必要”。

2、人民币的设计要求

在得到中央的批示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即开始筹备，聘请了时任中央美院美术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的罗工柳担任总体负责人，他又邀请本校教师周令钊和王式廓共同参与，其中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后来设计小组中又增加了擅长风景和人物题材的中央美院教师侯一民与邓澍夫妇以及擅长装饰艺术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夫人陈若菊。

设计师们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后来，5元券上的炼钢工人普遍让人觉得印象深刻，这来源于侯一民平时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他去过很多钢铁厂，对炼钢工人十分熟悉，所以他刻画的人物非常逼真，这张钞票设计也因此曾在国际上获奖，也由此成为世界货币中的设计精品。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和关怀。

其中，周恩来总理是设计工作的主要指导者，195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上报人民币的设计和印刷方案的时候，周恩来就亲自审核了该方案的每一个票版的图案，他同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即这套人民币上仍不要印毛主席的画像，“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的排列也应将从右向左改为从左向右等。

周总理对设计画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如1分券的主景设计中，原画稿中的汽车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周总理建议说：

“还是改一下为好，免得外人误会”；在2角券上原画稿中是“毛泽东”号机车，其上有毛泽东画像，周总理建议改为五角星；1元券的原画稿主景为天安门，其中有红旗、彩灯和毛泽东画像，周总理建议将红旗、彩灯和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去掉；2元券的原画稿中主调为金黄色，这与其他主币色调显得很不协调，而且1元券和2元券之间的色样差别不大，周总理建议改为蓝色；5元券原画稿的主景为“民族大团结”，其中有人群高举毛主席画像，周总理建议说，“民族大团结的主景可用，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于是后来改为两幅语录牌，两条语录也是周总理亲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在10元券中，周总理觉得原画稿“工农兵”主景中的“农妇”显得太苍老，应该画得健康些，“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中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因此要求重新完善。

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导下，第二套人民币最终确定分票以工业、交通为主题，角票反映农业机械化，搞好生产、建设工业的场面，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貌；1元、2元、3元券分别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图景，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5元券和10元券则表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工农联盟的主题思想。

此外，钞票的样式也打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固定的四边框形式，改为左右花纹对称的新规格；票面的尺幅大小也按照面额大小分档地递增，因此，第二套人民币在图案、花边、花纹线条、设计主题等方面都比第一套人民币更加美观。

在钞票的语言上也采用了蒙、藏、维吾尔三种少数民族文字书写“中国人民银行”和各种面额字样。在第一套人民币中，“中国人民银行”这6个字和其他字样是由董必武书写的，而在第二套人民币中“中国人民银行”字样则是出自中国人民银行的职员马义蔚之手。

3、印制人民币的难题

在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就已经确立了要建立主辅币体制，而印制新币却是一个难题。当时，陈云在1950年7月10日呈递给中央的《关于印铸新币方案》中提出了三种方案：

一，利用国内现有设备和技术进行印刷；二，委托苏联代印，可以采取卢布的纸张和规格，但按照中方规定的丝纹，代印数量也按照中方的要求执行，同时向苏联订购必要的新式印钞机和刻版机，并派人到苏联学习；三，请苏联代印，但中方只提供纸上丝纹和印刷技术要求，其他完全按照苏联卢布的丝平标准执行。

这三种方案其实各有优劣，在第一个方案中，好处是可以立即开始印刷，但现有的技术和设备无法印制出高质量的钞票，那么伪钞就仍会大量存在；在第二个方案中，好处是可以获得苏联的设备和技术，中国也能培养出自己的印钞人才，但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时间会拖得很长；在第三个方案中，采取卢布的印制标准，那么对于防伪有很大的保证，但不利之处也较为明显，那就是苏联掌握了中国的钞票印制。

陈云的建议是采取第三个方案，因为要建立真正的全国性货币和金融体系，防伪的要求就很高。最后，经过慎重研究，中央决定，采用第三个方案，但要做些调整，即委托苏联代印大面额钞票，其余面额的钞票仍由我们自己印制。

原本中方是请苏联代印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大面额钞票，1元主币和6种辅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印刷厂印制，但在综合考虑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之后，陈云于1952年10月27日提出了改变苏联代印钞票种类的建议，他说：

“鉴于台湾尚未收复，港澳与我国陆地相连，美蒋不断利用空投与经由港澳走私向我国境内散播假票，以破坏我人民币信用，同时台敌在美国援助下，可以在技术上把假票印成与真票完全近似，老百姓不可能区别真伪，单靠少数银行干部用显微镜来观察票子真假，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我们发行的票子面额越大，则空投与私运入口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其金额数目也就越大。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拟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大票，但只发一元券又嫌太小，故拟增发三元券一种以资调剂”。

因而，后来请苏联代印了3元券人民币，国内的印钞厂也印制了2元券人民币。

除了发行纸币外，陈云还特别建议发行新的金属辅币，因为从建立完整的货币、金融体系来考虑，发行金属辅币也是有必要的，这会提供很多便利。

4、为何不与黄金挂钩？

如果说设计工作意味着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提上日程的话，那么决定币值就是一个深层问题了。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国家的货币都采取金本位，如美元、卢布等世界重要货币都与黄金挂钩，因而也就确定了货币的含金量，那么这一次发行新币是否也与黄金挂钩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

其实，发行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对此也有过讨论，但当时第一套人民币还是一种战时货币，通货膨胀因素很强，因此不具备采取金本位的条件，现在，全国经济情况好转，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也得到了遏制，财政收支也达到平衡，现在是否与黄金挂钩就有一次摆在了陈云等人的面前。

陈云对此问题也相当慎重，他在1950年筹备发行新人民币的时候说确定新币含金量还是“为时过早”；1953年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阐述说让新币与黄金挂钩应该相机而动，货币含金量“并不需要在新币发行的同时公布”。

他为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说，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实际上主要的作用就是确定了人民币与外币的比值，但根据实际情况，完全可以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这样有两个充分的理由：

一，当时与我国有货币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苏联卢布，但我国与苏联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以货易货的方式，货币仅仅起到统一计算的作用；而且，卢布与人民币之间的比值问题两国早已达了议定书，规定了5000元人民币等值于1卢布，因此，发行新币时“公布或不公布含金量，对苏新（苏联及东欧新社会主义国家—引者注）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二，至于人民币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货币比值问题，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许多国际因素也难以掌握，“若过早地加以固定起来，将容易陷于被动，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公布人民币的含金量，但这也不等于说让人民币与黄金完全脱离关系，只是要“待新币发行后，如果觉得有必要、有好处时，再公布也不迟”。

经过陈云的这番解释，人民币与黄金是否挂钩问题也就十分明确了，为此，中央很快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在1954年12月20日中央正式决定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中共中央关于发行新币的指示》中也明确说明了暂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指示说：

“新币在开始发行时，决定暂不规定含金量。因货币规定含金量的实际作用，乃是为了规定对外币的比价，并把这一比价固定起来。目前我对苏联非贸易卢布与人民币比价，业已与苏联签订议定书……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比价，为了避免受其直接影响，并由于许多国际因素，一时尚难完全掌握，若过早地固定下来，反易陷我于被动……目前以暂不规定含金量为宜……新币发行后，如果觉得规定含金量有必要有好处时，再规定公布也不迟”。

这也就是说，中央完全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5、到底如何兑换？

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长期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人民币面额过大问题，但这就要首先确定新旧人民币之间的比值。1950年，陈云就提出了两种新旧币比值方案：

一是1元新币约等于旧币18000元，或等于美元5角，或等于卢布2元；二是1元新币约等于旧币9000元，或等于美元2角5分，或等于卢布1元。也就是说，这两个方案实际上就是相差一倍，其个中区别就在于主币和辅币发行量的不同，采用第一种方案，那么辅币要多发行一倍，主币则少一倍；采用第二种方案，那么正相反。哪一种更合适就必须先调查研究了。

最后，在1953年11月，陈云提议新旧币的比价定位1比10000比较适当。当时所采用的参照标准是以1936年的法币，因此此时人民币新币大体上与1936年的法币相当，而法币的价值又是和金银、美元的比值作为参照的。

因此，陈云认为，国际上通常是按照外汇和金银作为衡量货币价值的标准的，1936年上海黄金每市两价格折合法币为110元，但在1953年黄金的价格在国际上已经上涨了8000到11000余倍；另外，以1953年的银元来衡量的话，那么1银元相当于10000到125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这比1936年上涨了10000到12500倍；法币抗战前与美元的比值为3比1，1953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牌价计算下来，此时人民币与美元相比也贬值了8000余倍。

当然，在考虑新旧比值时，如还要考虑到新旧人民币兑换、帐务换算等实际经济问题——这是有过教训的。那是在1951年，中央银行再东北发行人民币，同时回收东北币，当时人民币与东北币的比价为1元人民币兑换9.5元东北币，结果在两币折算上引起很大不便，很多群众感到吃亏，因此，这次陈云决定以整数兑换。

此外，还要考虑人民币新币印制的成本和时间，新币从1952年已经开始印刷，如果不采取1比10000的比值，如果比值比10000要高，那么就必须在一分的辅币下加印厘票；如果比值比10000低，那么就需要请苏联代印5元以上的票额，同时正在印制的其他各种票面的数量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加大了印刷的成本，也会影响发行时间。

最后，综合衡量下来，新旧人民币以1比10000最合适。在《中共中央关于发行新币的指示》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

“新币与现行人民币的比价，确定为新币一元等于现行人民币一万元。理由是：（一）现在国内黄金、银元和外汇价格与抗战前的价格比较，各约上涨八千倍到一万倍左右。新旧币比价定为一比一万，是较接近于战前币值的。（二）现在流通的人民币，实际上是以一万元券为主，相当于新币一元券，而流通中最小的票面一般是一百元，恰合新币最小单位1分……新币一元比现行人民币一万元，是符合国内经济情况和流通习惯的。（三）新币与现行人民币比价定为一比一万的整数，可以便利群众折算，省去许多麻烦”。

在发行前，还有一个问题要明确，那就是新旧币的兑换原则，在外行看来，确定了新旧币的比值就行了，其实不然。在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时候，当时有人提出按照1947年苏联货币改革时的模式走，而1947年苏联的货币改革实行的是按不同对象、现款和存款数量以不同的兑换比率兑换，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区别对待的方式，即拥有现金和存款很多的人所兑换的新币不能与原有财富等值，简单地说，就是要让富人财富缩水，而中下层人士的财富则得到保障。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由于在卫国战争期间发行了过多的货币，结果市场货币流通量过大，而当时苏联政府实行的是配给制，市场上大量的货币就给这种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回笼货币，缩小流通货币量。

但当时的情况是，很多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此，苏联采取了这种“不公平”的方式，以消减货币拥有量过大的人手中的货币额，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制定标准，在兑换时制定不同的额度，在某额度下的予以等值兑换，超过额度的则采取贬值兑换，这样就大大缩小了新货币的发行量。

在二战结束后，不仅苏联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方式。因而，当新中国发行新币时也有人提出照搬苏联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当时陈云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实行与市价脱离的配给价，市场上也就没有过多多余的货币，如果强硬采取这样的措施，那结果就会造成市场流通货币不足，结果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

另外，中国的现金持有者多为职工、农民、城市人员以及小商贩，如果采取贬值兑换的办法，那必将使这些普通收入者的财富受到损失，结果是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其实，苏联采取强硬的贬值兑换方式，主要目的是要打击私人资本，也为了治理通货膨胀，而这些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遏制了，也就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办法。陈云认为，中国的货币改革应该符合中国的国情，维护工人、农民、城市普通收入者的利益，实行等价兑换、无差别兑换。中央再次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此后，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研究后，中央于1954年12月20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发行新币的指示》，指示说：“由于解放前通货膨胀的结果，遗留下来的货币，票面额甚大，而单位价值很低。现行的人民币，名义上虽以元为单位，实际上一元的价值，在计算上已失去作用，对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均影响均不好。

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整理货币流通，缩小票面额，便利计算和使用”，正式批准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只是考虑到1月正值春节，也是城乡物资集中交流的季节，因此推迟到3月1日发行。

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颁发《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当时流通的人民币（旧币）。

6、为何能够平稳发行？

另外，全国各地还要广泛设置新旧币兑换站以及流动兑换小组，各个大型国营企业、农村地区的供销社、合作社等也都承担兑换任务，当时，全国共计设立了7.3万个各类兑换处，保证了新旧币的兑换。由于宣传到位、兑换点充分，因而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相当顺利，仅在新币发行的最初10天里就收回了旧币的80%，到6月10日时全国已经回收了341233亿元（旧币单位），占市场旧币流通总量347996亿元的98.06%，相当于新币34.8亿元，而新币的准备量是58.395亿元，完全能保证市场的需要。

新中国新币的顺利发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但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货币金融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声誉。

当时，外界普遍猜测中国的新币发行会实行类似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货币改革政策，在新旧币兑换中实行差别兑换，但当发行前的宣传中明确说明了各阶级一律无差别兑换后，国内许多群众都感到了安心，因而新币发行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当然，尽管宣传的已经很到位，但新中国毕竟刚刚解放不久，解放前长期积累的通货膨胀已经让人民群众普遍对纸币产生了不信任，这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除的，结果，当群众得知要发行新币后，很多人担心物价上涨，以及担心兑换时会强行储蓄、购买公债、抵扣贷款等，因此也出现了抢购重要物资、黄金等现象，另外，呢绒、毛料、布匹、针织品、粮食等也都出现抢购潮，尤其是黄金的交易在各大城市中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但当新币发行后未出现物价波动的情况，结果这种担忧引起的抢购潮也就迅速降温，在北京、天津、广州、重庆、西安、上海六大城市的黄金交易，1954年12月平均每天买入943两，卖出109两，而从1955年2月21日到三月十八日平均每天买入729两（减少22.7%），卖出344两（增加216.7%），到了3月上旬全国物资抢购也基本平息，到1955年6月10日，新旧币兑换工作基本结束，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完成了新旧币的兑换。

另外，在1957年11月19日，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发行金属分币的命令》，决定从1957年12月1日起发行1分、2分、5分三种硬币，这是人民币硬币发行的开端，由此建立了完整的主辅币制度。

自1955年3月1日起至1962年4月20日止，第二套人民币共印制发行了11种面额，分别是纸币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硬币1分、2分、5分；后来对1元券和5元券的图案、花纹又进行了调整和更换颜色，这样第1套人民币的版别由开始公布的11种增加到16种，面额结构较为合理。这套人民币因版面上印有“一九五三年”字样，故称“五三”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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