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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临摹莫高窟第三六九窟经变。

八十五年前,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一次偶然邂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为了心中那份召唤,他放弃了繁华优越的巴黎生活,来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更将此后六十年的荣辱沉浮和恩爱情怨都留在了大漠深处的敦煌石窟中。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赞誉他“筚路蓝缕,厥功至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塞纳河边的“邂逅”

父亲常书鸿与敦煌的结缘,源于一九三五年的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那天,他从卢浮宫出来,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散步,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这套《敦煌图录》是一九〇七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卢浮宫,常书鸿总是为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他被深深地震撼了,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书摊主人告诉他,还有许多敦煌彩色的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希伯和一九〇七年左右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七世纪敦煌的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祖先的乔托七百年,早于油画创始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八百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一千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技术水平。这对当时的他来说,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父亲后来曾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巴黎艺术活动中心)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在这场“邂逅”之前,常书鸿对西方艺术是彻头彻尾的崇拜者。他出生于一九〇四年,祖姓伊尔根觉罗,曾祖父是从东北热河派到杭州驻防的小军官,后在杭州安家落户。父亲的三叔经常画一些中国风味的彩色贺年卡,由此启发了他对绘画最初的兴趣。

一九一八年冬,常书鸿考入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注: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后,被留校任教。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好友沈西苓的父亲沈兹九的资助下,乘坐“达达尼”号邮轮,终于到了他昼思夜想的艺术天堂法国。

到巴黎后不久,常书鸿就获得了公费留学的名额,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一九三二年,常书鸿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和纺织图案系毕业,他创作的油画《G夫人像》,获得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此后又以油画《浴后梳妆》《浴女》获得第一名,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师从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当代著名新现实主义大师劳朗斯。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里昂一九三三年春季沙龙展,获银质奖;一九三四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得到了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被法国国家收藏。

↑一九三八年,国立艺专师生在湖南沅陵合影,前排左三为常书鸿。

敦煌的召唤

那时,父亲常书鸿已在法国取得桂冠,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完全可以在法国过着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他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一九三六年,就在他准备离开巴黎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来电,邀其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艺专继续教书。一九四二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然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的话题也被提及。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六年的坎坷风雨和漫长等待,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常书鸿立即着手准备西行。一九四二年冬,他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了五个人。一九四三年二月,他们六个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称的安西。他们在安西雇了十几头骆驼,走入了真正的荒凉之地,又经过了三天两夜的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守护敦煌

到达敦煌的当天,常书鸿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作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一九〇〇年,这一洞中发现三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面对眼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不保护连这些都会毁掉。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苦战两个春秋,清除近十万立方米的流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九百六十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创。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九十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一九四八年,他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八百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九四三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三十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他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牛车要走六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后来这个年轻人医好了病,辞职回家。但那种恐惧一直在偷偷滋长着,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究竟会染上什么病,大家也许都逃不出葬无所归的命运。

不久,抗战胜利,思乡心切的学生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常书鸿和两名工人。常书鸿觉得,越在这时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离开,此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彻底付诸东流。一九四六年,由于经费断绝,常书鸿返回重庆,他一边奔走为敦煌游说,一边再次为敦煌招兵买马,对每位报名者,都要逐一面试。常书鸿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向国人展示敦煌艺术,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敦煌宝库的工作给予支持。

↑一九四七年,常书鸿与李承仙结婚。

悲欢离合

为了敦煌,常书鸿还遭受了个人情感的重创。父亲的前妻陈芝秀是他的浙江同乡,出生于诸暨一富裕人家。常书鸿当年去法国留学后不久,她也到了法国与常书鸿重逢,并在巴黎生了个女儿,这便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常沙娜。父亲为了他的敦煌梦,不顾陈芝秀的反对毅然回国。一年后陈芝秀母女也返回战乱的中国。由于无法适应敦煌生活,陈芝秀离开了敦煌。

一九四六年,父亲在重庆为敦煌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我的母亲李承仙就是在那次面试中与父亲,与敦煌结下了终生情缘。追溯起来,母亲对敦煌的情结缘于张大千。她不断地从张大千那里听说“敦煌”和“常书鸿”,心里早已有了种种向往。当年二十二岁的母亲刚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毕业,便报名去敦煌。一九四七年十月,父亲常书鸿与母亲李承仙在兰州结婚后共同奔赴敦煌。

父亲与母亲是典型的工作夫妻,我后来看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关于私人感情特别少,大段都是谈工作。我在敦煌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早晨往往被父母亲在家里讨论工作的讲话声“叫醒”,他们称自己是一对“敦煌痴人”。母亲后来经常说,她是父亲的学生、秘书、下级、保姆和护士。母亲到敦煌不久,父亲就安排她临摹六十一窟最大的五台山图,说:因为你是所长夫人。我记得幼时去石窟找妈妈,她竟然在天顶露出头来。她临摹了三百多平方米的壁画,成为当时研究所临摹壁画最多的画家。

敦煌使父母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留下来的大量文献中看到没有李承仙无私无畏的陪伴,就没有常书鸿在敦煌事业的成就。

↑一九六五年八月常书鸿(右一)、李承仙(右二)、常嘉蓉(左一)、常嘉煌(左二)、常嘉皋(左三)一家在敦煌莫高窟合影。

夜夜敦煌入梦来

一九四八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常书鸿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一九四九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把画分别藏在上海、杭州亲戚家,自己立即返回敦煌,这是因为父亲在此之前接触过共产党,重庆展览时,郭沫若、董必武都去过,他对共产党、新中国满怀希望。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立即将那些珍贵的临品运回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在北京故宫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敦煌艺术展,受到周总理的赞扬并颁发了中央政务院奖状,这是由郭沫若手写内容,潘洁兹手绘花边珍贵罕见的国家奖状。

母亲称父亲是“杭铁头”,个性倔强,认准的事一定要做底。家庭中的父亲对我和弟弟非常严厉。困难时期,弟弟吃不饱,从家里偷出一包烟给食堂师傅,只是想让他多打些饭。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把弟弟打得鼻子流血,一边哭一边扶着墙下楼。我回家时发现从一楼到三楼的墙上全是血,看了很恐怖。在父亲看来,这种“贿赂”不可饶恕。

↑一九八二年八月常书鸿、李承仙、儿子常嘉煌,在敦煌莫高窟合影。常书鸿在照片上题诗赠嘉煌共勉,该诗为一九六四年邓拓赠常书鸿,诗文为:危岩千窟对流沙二十载辛劳万里家。拔蕴钩沉搜劫烬,长将心力护春华!

一九八二年,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父亲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始终没能实现。离开了敦煌就等于拔掉了他的生命之根,内心十分苦闷,在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当当作响,就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敦煌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一九九四年,我正在日本东京举办画展时,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告知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我匆匆赶回北京。九十岁的父亲躺在病榻上,我俯身对父亲说:“爸爸,嘉煌去敦煌!”因为气管被切开,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他盯着我,眼泪顺着眼角缓缓流下……

父亲去世的一瞬间,在场的人都哭了。我脑中突然闪现出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八窟壁画上的情景,释迦牟尼长睡不起,围在他身边的弟子和国王们一个个悲痛欲绝。而一侧的菩萨们却非常安详,因为他们知道,释迦牟尼正在走向西方净土,这不是一个痛苦的离别。我觉得在走向天国的父亲面前我不应该痛苦,因为我分明感到我已经接过了父亲传给我的接力棒,开始了新的征程。

父亲去世后第二天,当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领导人来到家中悼念时,母亲突然对我说:嘉煌,我们去敦煌。时任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在北京安居的母亲突然选择了一条回敦煌的艰难之路:在敦煌开凿新石窟,这是她对父亲和敦煌的殉情,以这种方式传承敦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常书鸿 油画《敦煌莫高窟庙会》 一九九〇年作 签名:一九五〇年敦煌莫高窟庙会速写常书鸿五月二十一日。

二十六年来我没有想到这个接力棒是那么沉重,这条传承之路是那么漫长,是由于母亲的支持,使我锲而不舍砥砺前行、而继承他们事业、传承敦煌艺术的信念更加坚定。父亲去世九年后,我对弥留的母亲说:嘉煌不会离开敦煌。

父亲去世后,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年,母亲和家人按照父亲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其中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后来被移到正对莫高窟大佛殿的公墓区。墓碑前刻着赵朴初送他的五个字“敦煌守护神”,这也正是他毕生的心愿。

↑常嘉煌 油画《敦煌莫高窟大佛殿清风 》 。

(作者:常嘉煌,原文刊载于《龙》杂志2020年第2期。 )

注: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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